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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美国《纽约时报》以《China’sPopFiction》(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报道了郭敬明,该报道评价他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对于如此高的评价,很多读者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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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纽约时报》认可的郭敬明的成功,更多的是打上引号的成功。郭敬明对于他们来讲,不过是一个观察中国当代年轻人流行趋势的文化窗口,所以他们才会用更多的猎奇文字描述郭敬明的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私生活。
如果你了解《纽约时报》的行为方式,对于他们选择郭敬明作为他们现在眼里的中国文化符号,就不会感到奇怪。被外界视为英语读书界风向标的《纽约时报书评》,许多时候,更像是一张图书市场的红地毯,以至于《20世纪的书》主编查尔斯?麦格拉斯坦言:“阅读100年来的《纽约时报书评》让我强烈感受到,几乎没有任何事可以天长地久……令人警惕及沮丧的是,这些书评也见证有些书及作者一度名满天下,现在却已默默无闻。”
就像谁也不会再把“诗人”当作一句敬语,“你是《纽约时报书评》的水平”在业内人士中也只不过是一句揶揄。在《纽约时报》把郭敬明的“成功”放在他们的文学哈哈镜面前,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背后的一丝傲慢,感到一种无名的寒意。
“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也没有。”(葛浩文)在如此尴尬的境遇面前,我们又怎好、又怎能相信《纽约时报》给郭敬明的“成功”加冕呢?
有人说,中国的当代艺术、电影、音乐都已走向世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中国文学是最后一块尚未走向世界的文化。遗憾的是,走向世界的郭敬明竟然是以文学以外的方式。和他的博客“露点”比起来,他的文字并没有那么看起来的强悍。在郭敬明的文字《幻城》里,《悲伤逆流成河》的又该是谁?而在80后那里,青春和文学成了一对勾肩搭背的露水鸳鸯。脱下情怀外衣的文学,成了赤裸裸的文本。文学不但被祛魅,而且被去势。他们就如同一群文字的魔术师一样,把文学塑造成了一种市场化了的时尚装饰品,把自己变成了操作间里的手艺人,凭的不是技艺,而是吆喝。(深圳商报 叶志军)
《纽约时报》是否真的“高捧”了郭敬明?为弄清这个疑问,笔者登陆《纽约时报》网站,粗略浏览了那篇刊登在5月4日该报第27版上的原文报道,不觉哑然失笑:一份以客观报道著称的报纸,怎么可能这么幼稚。别看该报道第一句的说法很不客观(“中国最成功的作家”),通览全文,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奇装异服,表现得极度自恋”,最喜欢“半裸出浴、身穿名牌内衣和T恤的私密照”、曾陷入“剽窃”丑闻、“被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 天涯论坛评选为中国网友3年来最讨厌的男性名人”、“根本就不会去理会”别人的批评、“十分不屑”于90后作家的竞争、陶东风等知名学者批评郭敬明缺乏社会责任感……《纽约时报》素描的郭敬明,能说不客观吗?如果客观,这样一位作家可能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吗?如果这样的作家就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则中国文学和中国的作家才是最可悲的。
以超然的客观姿态明褒实贬,是《纽约时报》擅长的新闻报道手法。就对郭敬明的“褒奖”而论,尽管上面列举的例子基本是客观的,但这篇报道的不客观之处,也颇明显。比如,以140万美元的年收入,说是最成功的作家(商业指向),这未必符合事实。再者,《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偏向非常严重:按照笔者的理解,文章之所以称郭敬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成功”,无非是中国政府迫害最有才华的80前作家们,留下的“真空”地带,刚好给80后的郭敬明们留下了可乘之机。这个说法如果站得住脚,那么,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那些80前的作家们,显然是二流的甚至是三流的了。我想问的是,中国比郭敬明更有才华、资格更老的作家们,真的受到政府的迫害了吗?
到此为止,我们终于明白《纽约时报》何以高度称赞一个口碑并不真好、缺点并非太少的年轻作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了。其“春秋笔法”,以超然的姿态在贬低中国的作家和中国政府的形象。如此报道,以“客观”的事实“诉说”中国作家的“悲惨”状况,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来“高捧”郭敬明。
如此赞扬,郭敬明先生沾沾自喜情有可原,我们这些旁观者要读出《纽约时报》的真实意图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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